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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研修生:我在日本打黑工

刘晓冬在日本打黑工的工地。受访者供图

  “中国研修生低薪、高压、受虐待、被性骚扰”,“失踪研修生达万人”……在近期日本的新闻报道里,中国研修生以悲惨的境遇,刺痛了国人的心。

  根据日本法务省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,截至2015年12月,日本国内共有192655名外国技能研修生,其中中国研修生总计89086人,占比46.2%。

  2017年2月26日,中国驻日大使馆通过媒体发声,介绍对技能实习生(研修生)的保护措施。

  国人远赴日做研修生,他们中有早期的掘金者,也有仍挣扎于当下的求生者。他们孤身一人,希望从毗邻的岛国赚回双倍甚至更多的收入,以快速改善生活。

  但命运不全掌握在他们手中。

  ●定义

  所谓“研修”,日本入境管理局的定义是“为日本政府或民间机构接受的以学习技术、技能和知识为目的的活动”。

  ●背景

  1981年,法务省在签证类别上设立了“研修”的在留资格,每年允许以《外国人研修制度》名义接收外国人来日本研修。

  1993年,为解决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,日本政府扩充了原有的外国人研修制度,设立了技能实习制度,即研修生经过为期一年的技术学习后,可与雇用企业签订雇用合同。转为技能实习生,服务期限为2年。目前媒体中提到的“研修生”,实际为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的总称。

  刘晓冬,23岁,做研修生一年半后“跑黑”。

  中国山东临沂——日本北海道、横滨、东京等

  新京报:为什么要远赴日本做研修生?

  刘晓冬:高中毕业,十八九岁的农村青年,没什么好前途。在老家山东临沂,去日本打工的特别多,这是我所知道的挣钱最快的一条路。

  2014年,跟我一起上日语学校的有七八十人,都想去日本淘金。在那边有建筑工、服装工、酒店服务生、铸工、焊工,还有专门过去收垃圾的。

  新京报:当时劳务中介怎么说的?

  刘晓冬:当时劳务中介介绍我到北海道种蘑菇,保证每个月不少于1万,3年不少于30万人民币。中介还特意强调,种蘑菇的都是女孩子,“不耽误找对象”。

  新京报:到了日本之后呢?

  刘晓冬:到日本才发现,30万的保证是带着欺骗的,按第一年的收入,三年挣15万就很不错了。当时我拿的是北海道的最低时薪,大概760日元。找对象的“保底目标”第一天就破灭了,我们三个是那几百亩土地上为数不多的男人,剩下的都是清一色五六十岁的日本老太太。

  工资收入不会被作为保证写进劳动合同,又没有中立的机构管理,维权几乎不可能。

  新京报:那怎么应对?

  刘晓冬:熬不住的半路跑回国了,有点门路和胆量的就跑去打黑工,我们叫“跑黑”。

  最近几年汇率走低,研修生跑黑的情况也更加常见。过完北海道第二个漫长的冬天,我更新的签证下来后,就跑黑了。

  新京报:打黑工有哪些风险?

  刘晓冬:打黑工就成了新闻里提到的那种“失踪人口”。不但之前交给中介的保证金成为泡影,还存在随时被遣送回国的风险。

  建筑业是黑工比较多的行业,我在日本遇到的建筑工,10人中有五六人是黑工。很多时候,即使对方知道你没有合法身份,但因为急于用工,也会默认用你,只要你能提供一张假的“在留卡”(相当于日本的临时身份证),我花了一千块钱办了一张假证。

  还有房子。因为没有身份,大多数时候只能从中国人手里转租,不需要在留卡。我现在租房的房东是一个台湾同胞,和我同住的也是一个黑工。

  我俩目前在横滨的建筑工地做涂料工。除了工作几乎不出门,因为没医疗保险,感冒了也很少出门买药,大多时候是怕被警察盯上。

  有非常多便衣警察,尤其是人员密集的车站附近。在东京,走五分钟就有车站,一出门就战战兢兢。遇上严打的时候,我们qq群里就会频繁传出黑工被抓的消息。

  新京报:除了被抓,你们还担心什么?

  刘晓冬:没有工作干。以前对研修生的很多报道都是说加班、被压榨。实际的情况是,我认识的那些早晨六点起床,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点的人,他们都很高兴,因为感觉挣到钱了。最悲惨的是,抛家弃口跑这么远,挣不到钱。

  新京报:日本人对你们态度怎么样?

  刘晓冬:我遇见的大多数日本人都挺友好。不过也不全是好人。我们一个老乡,一个大男人,经常被他公司的日本人调戏、欺负。还有几个在农场种地的女同事,被日本同事骚扰。对方送食物给她们,然后就缠着要带她们出去玩。

  工地的活儿不算很累,但每天心很累,离开工地又怕被警察抓去。有一次,工地上一个同事的东西丢了,要报警。我们几个黑工都紧张死了。我跟同住的哥们儿常说的一句话是,要是再呆两三年我就疯了。在日本,无论是研修生还是黑工,都是没前途的,也就是想挣点钱,回家好好过日子。

  (刘晓冬为化名)